一、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創建

1928年7月，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領導平江起義，占領平江縣城，組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開啟創建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序幕。國民黨當局漠視百姓疾苦，將人民群眾的革命反抗視為洪水猛獸，嚴酷鎮壓。平江起義后，國民黨組織“清剿”軍瘋狂反撲，紅五軍被迫離開平江城，轉戰湘鄂贛邊境地區。僅湘鄂贛邊境各縣慘死在國民黨屠刀之下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至少兩萬人之眾，有的全家被殺，有的一家僅能逃亡一二人。

紅五軍機動轉戰湘鄂贛邊境地區，所到之處迅即開展土地革命，組織和帶領群眾打土豪、分田地，在各縣鄉紛紛組建紅色政權。1931年7月，中共湘鄂贛特委在湖南瀏陽楚東山村召開湘鄂贛邊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第一屆中共湘鄂贛省委。省委下轄36個縣委，其中江西20個，湖南7個，湖北9個。1931年10月，湘鄂贛省工農兵蘇維埃政府正式成立，湘鄂贛革命根據地進入了省級蘇區政權發展時期。

湘鄂贛革命根據地位于湘東北、鄂東南、贛西北地區，南與湘贛根據地相接，北與鄂豫皖、湘鄂西根據地隔江相望，是中央革命根據地西北方向的有力屏障，是連接中央根據地與鄂豫皖、湘鄂西根據地的紐帶。根據地最大范圍時，占領和直接管轄的區域東西300多公里，南北近500公里，人口300萬人，包括湘、鄂、贛共40余縣。到1932年8月，湘鄂贛蘇區黨員5萬多人，主力紅軍達到1.5萬人。

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斗爭直接支援了井岡山根據地的斗爭，支援了中央蘇區和其他蘇區的發展以及紅軍長征和其他游擊區的斗爭。湘鄂贛邊是三年游擊戰爭堅持時間最久的根據地之一。中央紅軍撤出中央蘇區后，湘鄂贛邊紅軍克服重重困難堅持斗爭，最終保存下來一支1100余人的隊伍。1938年2月，這支隊伍編入新四軍第1支隊第1團，走上抗日救國的第一線。

二、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財政與經濟

在湘鄂贛地區，湖南平江、瀏陽一帶早先因與省會長沙接近，民國時期是較為富庶之地。1926年底，黃金洞采礦業、紙業是平江的主要工業，全縣有數十萬工業人口，城鄉商鋪達1000多家；瀏陽出產鞭炮、夏布等大宗商品，煤礦、鐵礦、銀礦等礦業也較為發達。而贛邊的修（水）、銅（鼓）、宜（春）、萬（載）縣和鄂東南地區城鄉經濟卻比較落后，具有一定規模的大冶采礦、陽新煤礦等都由官僚和列強資本家控制，而其他生產日用消費品的手工作坊都是小規模的。湘鄂贛地區工人待遇極差，工資極低，每日都要工作12個小時以上，生活相當困苦。隨著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鏈條逐漸從通商口岸延伸到內地，擠壓整個中國民族工業體系的生存空間，加上繁重的苛捐雜稅，湘鄂贛地域上一般的中小工商業幾乎瀕臨破產。

金融市場也在經歷一次次殘酷的洗劫。國民黨軍閥斂錢打仗濫發地方公債和不兌現的紙票，當地民間、地方商號雜濫發行花票，據《宜春市志》記載，當時宜春縣有80多家商店發行花票，錢莊、商行發行萬串銅元票，利用物價上漲、貨幣貶值牟取暴利，群眾稱此為“化水”。國民黨政府對民眾的洗劫，致使工廠倒閉、生產停頓、商戶零落、百業凋敝，工人失業，廣大農村十室九空，田園荒蕪。反壓迫的斗爭此起彼伏。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開辟給了苦難深重的工農群眾新的希望。

隨著根據地的創建和蘇維埃政權的建立與統一，新成立的蘇維埃政府十分重視經濟工作的開展，提出開源、節流和通融三種辦法。農業方面由貧農團成立督耕委員會，進行督促檢查。工業方面，由工會管理生產和組織勞動競賽。財經方面，成立財經委員會（后稱財政部），在區、鄉兩級設財政委員。金融方面，短短2—3年間，成立20多家蘇區銀行。金融機構的創建，貨幣的發行，向公、私企業和個人發放的低息貸款，加強現金出口管理，繁榮和發展工農業經濟，解決了蘇區大部分的軍政費用，對支持革命戰爭、鞏固蘇維埃政權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三、湘鄂贛革命根據地金融機構創建概況

湘鄂贛蘇區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土地革命時期）全國蘇維埃地區建立金融機構最多、名稱變化最大的地方。從1929年冬至1931年秋，多地的區、縣蘇維埃政府建立了工農銀行，先后設立區一級“農民銀行”、縣級“工農兵銀行”、省級“工農銀行”，發行了幾種版別的銀幣和五十多種蘇區紙幣。

湘鄂贛根據地自紅色政權建立后，便即著手籌建金融機構，湖南平江縣、瀏陽縣，江西萬載縣、修水縣、銅鼓縣、宜春縣等地區縣級銀行紛紛成立；鄂東陽新、大冶、通山、武寧、瑞昌等縣也相繼建立縣或區一級的農民銀行，隨后組建的鄂東農民銀行統一鄂東蘇區金融，各區縣銀行成為分行或代辦所；隨著湘鄂贛根據地黨政關系的變化和金融事業的發展需要，鄂東農民銀行改建為鄂東工農兵銀行，后又更名為鄂東工農銀行；1932年2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正式開業，中共湘鄂贛臨時省委和省蘇要求，收回已發行的蘇票，建立國家銀行湘鄂贛省分行，但因國民黨敵軍接連發動第四次、五次“圍剿”，戰爭局勢日趨嚴峻，蘇區內部全面執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根據地內外交困，湘鄂贛省分行最終未能如愿成立。

（一）湖南蘇區成立的金融機構

平江縣工農銀行。平江起義之后，平江城多次被占，多次又被紅軍克復，直到1930年12月，平江縣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組建，部隊在平江才得以喘息。剛剛誕生的革命政權面臨平江自國民黨燒、殺、“清鄉”以后，農村經濟破產、城市工商凋零、工人大批失業、貧民生計無著的困境，決定成立平江縣工農銀行，通過銀行發行貨幣、低利借貸，啟動經濟。

平江縣工農銀行敬告群眾書

為盡快打開局面，蘇維埃政府發布《平江縣蘇維埃政府為創辦工農銀行頒發的布告》和《敬告群眾書》，向群眾廣泛宣傳和政治動員，其中直截了當地指出了工農銀行的階級立場和階級任務：“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對中國實行商品剝削、資本輸入、金融侵略的歷史時期，在國內新舊軍閥連年混戰，工人農民承擔的苛捐雜稅不斷加重，工農勞苦群眾的生活日益痛苦的情況下，特別是在國民黨反動派對蘇維埃區域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蘇白兩區展開激烈的經濟斗爭的時刻成立嶄新的工農銀行具有重大意義，開辟了中國經濟史上的新紀元。”

平江縣蘇維埃銀行成立較早，發行的紙幣數量、種類和版別比較多。有史記載的主要有四種，1931年發行1角、2角、5角、1元銀元券，背面均印有《平江縣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布告》，蓋“平江縣工農兵蘇維埃政府財政委員會”紅方章，5角和1元券的正面兩邊印制宣傳口號“發展工農資本”“流通社會金融”，以加強人民群眾對工農銀行的認識和信任。

瀏陽工農兵銀行。平江起義后，瀏陽人民在中共瀏陽縣委領導下和紅二縱隊的支援下，經過一年多的反復斗爭，到1930年4月占領瀏陽。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召開成立縣蘇維埃政府，緊接著各區都先后建立蘇維埃政權。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制定并通過了《政治綱領》，提出要“創辦各種合作社及低利借貸機關”。同年11月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召開，會上再次明確作出“發行工農兵票幣，流通金融，抵制敵人經濟封鎖”的決議。1931年1月，“成立瀏陽縣工農兵銀行”布告正式頒布，銀行發行貨幣的準備資金以全縣累進稅作抵押，發行的各種票幣，隨時兌換現金，赤色區域一律流通。工農兵銀行承擔“活潑金融，振興實業，實行低利借貸，辦理儲蓄事業”的重要任務。

瀏陽工農兵銀行銀洋1角券

瀏陽縣工農兵銀行成立后，何聲教、黃文等人先后擔任行長。成立當年即發行了1角、2角、3角銀元券紙幣，紙幣背面印有《瀏陽縣蘇維埃政府布告》，蓋“瀏陽縣蘇維埃政府印”紅方章。

（二）江西蘇區成立的金融機構

萬載縣工農兵銀行。1930年5月，萬載臨時縣委在黃公略率領的紅六軍配合下，發動十多萬群眾攻克萬載。7月12日，萬載縣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召開，正式成立萬載縣蘇維埃政府。

萬載縣工農兵銀行創立于1931年1月，行長是鐘學槐（化名：甘雨農）。銀行成立后，為配合軍事與經濟斗爭，積極開展各項金融活動，一是發行工農兵銀行紙幣，堅持十足兌現原則，禁止其它雜鈔劣幣在蘇區內使用和流通，成立當年發行1角、2角、1元銀元券，紙幣上印制“流通市面”“兌換現金”字樣；二是實行現金銀洋集中管理，防止現金外流；三是實行低利借貸，發展蘇區工農業生產，禁止高利貸；四是建立造幣廠，鑄造標志蘇維埃政權的銀元。通過以上舉措有力掌控了當地經濟金融發展的主動權，促進商貿逐漸繁榮起來，保障人民群眾基本生活。

萬載縣工農兵銀行銀洋2角券

修水縣蘇維埃銀行。1928年8月6日，紅五軍在修水縣工農武裝配合下一舉攻破縣城，成立修水縣工農兵蘇維埃政府。但不久國民黨對湘鄂贛三省“會剿”重兵壓境，紅五軍被迫采取迂回游擊，退出修水，轉戰湘鄂贛邊境。1930年5月，紅五軍攻克平江后，彭德懷率軍再次東進修水，修水縣委、縣暴動委員會及時下達了暴動命令，各區、鄉赤衛隊、武裝農民合計8萬余人，浩浩蕩蕩匯集縣城附近配合紅五軍最終攻克修水。這次勝利，嚴厲打擊了修水縣城地主豪紳及國民黨的反動勢力，振奮了修水及湘鄂贛邊區工農群眾的革命精神，有力地促進了革命根據地的發展，一年間，修水共建立了7個區、63個鄉、2個集鎮蘇維埃政權。

在修水，金融事業發端于消費合作社。最初縣蘇維埃政府指示消費合作總社發行蘇票和制造銀元，行使銀行職能，1931年分別以“修水縣立赤色消費合作總社”和“修水縣立總合作社”的名義，各發行了100文、300文、500文和100文、300文五種銅元票紙幣，紙幣上印有“發展社會經濟”“流通赤色金融”宣傳字樣。后來到1931年5月，為集中統籌現金，擴大銀行事業，修水縣蘇維埃第三次執委擴大會議決定，將銀行職能從消費合作總社中分離，成立修水縣蘇維埃銀行。修水縣蘇維埃銀行存續了將近三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和消費合作總社一起停辦。

修水縣立赤色消費合作總社100文券

銅鼓縣生產合作社和鑄幣廠。江西銅鼓縣位于湘鄂贛邊境腹地，平江起義后的紅五軍轉戰于湘鄂贛邊境地區開展武裝斗爭，利用國民黨二次北伐和內部混戰的有利戰機，迅速擴大革命割據區域占領銅鼓。1929年11月，銅鼓縣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召開，同年銅鼓地區建立20多個鄉蘇維埃政府。縣蘇維埃政府成立后，就著手推進經濟建設，恢復和發展工農業，解決糧食供應等基本問題，搞活經濟商貿流通，銅鼓蘇區經濟漸漸繁榮起來。為調節金融、供應貨幣，1931年1月，銅鼓縣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決定舉辦生產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以生產合作社為主體印制和發行紙幣，發行了1角、2角銀元券。蘇維埃政府還成立專門的鑄幣廠鑄造銀元。

銅鼓縣生產合作社銀洋2角券（正面）

宜春縣工農兵銀行。宜春縣革命割據實現較晚。1930年8月，成立后的宜春縣工農兵蘇維埃政府著手進行土地分配和經濟建設。設立工農兵銀行是在1931年8月舉行的第三次工農兵代表大會上作出的決定，縣蘇專門為此發布設立公告，公告指出，“凡百業之設施，首資財政金融之周轉，端賴銀行，值此階級斗爭之時，反動派施用鎮壓革命手段，層見疊出，尤其是對于經濟方面封鎖之余加以破壞，以致工人失業、農民荒耕，而蘇維埃政府目前就進行事項亦陷入停頓之中，本府為適應經濟發展需要，挽救群眾利益起見……議決組織工農兵銀行”，為發展生產，為群眾謀利益，“銀行資本以各生產合作社各工廠儲蓄金作抵，發行各種票幣，隨時兌換現金，凡屬赤色區域應準一律流通”。

由于根據地不斷受到侵襲，宜春縣工農兵銀行行址搬遷了多處，但還是堅持開展了發行貨幣、收攏現銀、借貸兌換等大量工作。在1931年8月至11月，先后發行2角、3角銀元券。紙幣背面印宜春縣蘇維埃政府布告，蓋“宜春縣蘇維埃政府印”篆書紅方章。

宜春工農兵銀行銀洋3角券

（三）湖北蘇區成立的金融機構

鄂東農民銀行。大革命失敗后，中共湖北省委制定“湖北省秋收暴動計劃”，決定分別從鄂東和鄂南兩個區域發起武裝斗爭，但很快鄂南暴動被國民黨的反動勢力壓制轉入低潮。1928年冬，國民黨二次北伐結束后，蔣介石為了加強政治獨裁，預謀從桂系手中奪取兩湖地方政權，引起李宗仁等大為不滿，蔣桂矛盾日趨尖銳。1929年3月，蔣介石下令討伐桂系，蔣桂戰爭正式爆發。新軍閥混戰，給革命形勢帶來了發展良機，鄂東區革命斗爭更加活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各縣積極組織抗租、抗債、抗捐、抗稅斗爭。1930年5月，紅五軍軍長彭德懷率軍挺進鄂西南，在與當地紅軍協同作戰下，有力打擊了反動勢力，鄂東南各級蘇維埃政權逐步建立起來，工農武裝割據基本形成。

為從經濟金融上鞏固蘇區政權，各區、縣蘇維埃銀行應運而生，特別是鄂東地區，陽新縣蘇維埃政府農民銀行、大冶縣工農兵銀行、通山縣代辦所、武寧縣工農兵銀行、瑞昌縣工農兵銀行、通城縣工農兵銀行等農民、工農兵銀行紛紛成立，遍及鄂東蘇區。但由于各縣各自發行貨幣給相鄰縣貿易造成很大不便，鄂東工農革命委員會1930年成立后，決定統一銀行機構管理，統一金融政策和貨幣發行，將各縣合并組建鄂東農民銀行，隸屬鄂東工農革命委員會財政部，任命曹信白為主任，下設造票、收發、會計、出納等股，原陽新、大冶、通山、瑞昌等縣農民銀行改組為分行或代辦所。彼時鄂南區因為政權不太穩固，各區、縣均未建立蘇維埃金融機構。

鄂東農民銀行1串文（正面）

（作者：中國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紅色金融史編寫組）

來源：中國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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